郭进拴|我的鳌头【五百零七】

       我们从中学就知道的贾平凹的《丑石》就是以审丑来审美，在极丑中发现极美。“基层”“农村”从来都不是美丽的词语，贾平凹坚守这样的写作是勇敢和有担当的。在中国那些仿若都市的烦恼、现代派的困惑难免让人觉得隔靴搔痒无病呻吟。中国的根在土里，为土地的写作才是声嘶力竭的呐喊。　

     　贾平凹偏爱土地，尤其钟情于土地上的美丽女子，带灯寄托了他的美好理想。带灯长得很美又爱收拾一番，穿着高跟鞋“得得”地走路。长久的熏染之后她也骂人，也抽上了烟，也像个剽悍的女汉子似的自己骑摩托车满世界跑。但是她正直而富有爱心，有大慈悲大悲悯。她爱独处爱思考，在山风林岚里幻想，将情感和理想释放在自然的美景中，寄托在远方一个虚无不真实的人身上。她洁身自好，但终究身上还是被传染生了虱子，正象征了她逃脱不了被损害被侮辱的命运。

         贾平凹在作品临近结尾处为她安排了一个萤阵，使得她镀上了一层神性的佛光，像夏瑜坟头上的花环，像长安那个美丽苍白的手势，让人忧伤惆怅。或许有人会贾平凹没有鲁迅他们那样的批判意义，可是带灯的毁灭依然让我们感到了悲剧的震撼力，现实的泥淖中美好也不能出淤泥而不染，唯有沉到最底。

      《带灯》的现实底蕴是深厚的；它的形而上的理想寄托是单薄无力的，没有逃脱成为现实牺牲品的悲剧命运，失败了。这正是作品成功之处，唯有悲剧才真正震撼人心的。一弱书生如何能成就一个拯救现实的理想呢？唯有诉诸笔墨，还原一个现实的场景，祭奠一次美好的毁灭，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了。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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