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诗歌

　　1976年1月，50年代以来一直担任政府总理的周恩来逝世，中国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更加激化。二三月间，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郑州等城市，发生了有大批民众参与的大规模政治抗议行动。这一浪潮，在4月初的天安门广场发展到高潮。4月初的几天里，到广场追悼周恩来，谴责、批判后来被称为“四人帮”的民众多达数百万人次。这一政治行动所采取的形式，有发表演说，悬挂、设置花圈和挽联，张贴标语等等。其中，诗歌是被广泛运用的方式。手写的诗词，贴在广场的灯柱和纪念碑的护栏上，挂在松柏枝叶间，有的当众朗读。这些诗词，在当时被广泛抄录。这一悼念和抗议的活动，在4月5日清明节达到高潮。不久，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件，被宣布为“反革命政治事件”，在广场张贴、传抄的诗词被指控为“反动诗词”：“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煽动”(注：《人民日报》1976年4月8日社论《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在此后的几个月里，写作、传抄、保存这些诗词的行为，受到追查，一些人为此受到迫害，被定罪、囚禁。1976年底，在江青等“四人帮”被逮捕，“文革”宣告结束之后，童怀周(注：当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16位教师的集体笔名。)将他们搜集、保存的部分诗词誊录、张贴于天安门广场，并发出征集散失作品的倡议书。倡议得到广泛响应。在征集到的数以万计的诗词中，选出一千五百多篇，编成《天安门诗抄》于1978年12月出版。《诗抄》所收录的，有的并不是诗词(如挽联、悼词、祭文等)。诗词中，以并不严格依循格律规则的旧体诗、词、曲居多，新诗只有一小部分：这基本上反映了1976年初“天安门诗歌”中旧体诗与新诗的比例。旧体诗词的现成格式，可被套用或翻新的比喻、典故，甚至现成的句子，对于非专业写作者而言，是简练而有所隐晦地表达其政治观点和情绪的较佳选择。特别是70年代进行政治抗争的人们，可以通过传统形式，找到清浊、忠奸、贤良宵小对立的思想材料，来表现他们的历史观和对现实政治的道德评价。
　　　天安门诗歌的写作，特殊的发表、传播方式，和后来的搜集活动，《天安门诗抄》的出版(由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题写书名)等，都属于重要的政治事件的组成部分。这是“文革”间美学日常生活化和诗歌政治化在另一向度上的典型体现。在中国现代诗歌的艺术创造方面，它们并不能提供许多值得重视的经验。不过，在恶劣、严酷的压力下，诗的写作者的真诚态度，对于独立的思想和写作方式的坚持，对当代诗人应该说具有持久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