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进拴|月是故乡明【二百二十九】

         在《炸裂志》中，阎连科是这样做的：他以写史的姿态面对当下经验，同时又把整个叙事通过“虚构”与“暴露虚构”的方式悬置起来。通过这种方式，阎连科人为地将经验对象疏离开去，从而以“非现实”的方式，对现实经验进行了某种抽象而生动的把握。这种方式，可以称之为“从正面强攻到侧面迂回”。阎连科是如何完成这种“虚构”和“暴露虚构”的呢？首先是通过全书的基本结构创意。翻开目录我们发现，《炸裂志》一书还真的是以“地方志”的形式作为自己的结构：开篇第一章赫然分为“主笔者说”、“编纂委员会名单”、“编纂大事记”三节，往后的章节也呈现为“人物篇”、“自然生态”、“政权”、“防卫事宜”等等的命名。然而，在方志传统体例的结构之下，阎连科铺展开的，却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长篇小说故事。在这样的错位之中，文本完成了其对自身的逻辑颠覆。

在这之后，作者有意对故事自身的虚假性进行了揭破，从而在文本时空与现实时空之间拉开距离。空间上，小说对“炸裂”之外的地理坐标，有意识地作了模糊化的处理（如将国家另外的超级都市虚化成“北都”、“南都”），而炸裂又显然是一个想象的所在，这就使得整部小说的故事被搁置在一个鲜活却源自想象的空间之内——如同马尔克斯的马孔多、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镇、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那样。时间上，《炸裂志》的故事时间本来是具有真实性的（明显设置在改革开放至今的三十余年之中），但在正文之后，作者却对小说的基本叙事进行了颠覆：正文中，升级为超级都市的炸裂在一次集体性的癫狂中走向毁灭，孔明亮、孔明耀、朱颖等人也已经死亡，然而《炸裂志》的尾声部分中，孔明亮竟然又坐在市长的座位上焚烧掉了《炸裂志》的手稿。这种颠覆，是对文本时间线索的彻底否定，它相当于在小说最后明白地告诉读者：先前的叙事是出了错的！然而读者不可能知道那些线性行进的叙事究竟是从什么时间开始出错的，也不可能就此将整个故事抛弃，因此只能将小说时间作为与现实时间平行的另一段时间来接受。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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