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进拴|月是故乡明【二百三十】

        最有意思的是，作者在小说的开头和结尾处有意加入了大量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信息：作者本人的真实信息兀然跳出（阎连科，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甚至在小说的最后一段里还提到了北京的7·21暴雨。故事之外的极端真实，在实际效果上，起到了对主干故事的推离作用：它把虚构的叙事向真实世界之外更远地推开。如同一副三角支架，把虚构撑离地面，使之能够折射现实、呼应现实，又不必被现实所束缚。这样的处理方式，当然也算不得是阎连科的原创。“元小说”式的技巧来源于西方。我们这里的先锋小说家们早期的创作中，也早已进行过相关的实验。阎连科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本意不在于实验，也无意于挑战文体的边界，而是要以“虚构”为跳板，去到更高、更抽象、更自由的维度上表现时代生活的精神实质。通过此种方式，《炸裂志》以结构疏离了逻辑，以逻辑疏离了空间时间，从而将故事整个隔离到了一个作家在稿纸上开辟并主宰的异次元世界之中，在拉开足够的审美距离的同时，又没有失掉现实生存的鲜活质感。

当我读完《咋裂志》，打电话与阎连科交流时，他自嘲说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主旋律”、“正能量”的作家，没想到作品却一直被认为是“负能量”的代表。他说，当下中国写作的丰富，犹如泥沙中混合着无数的黄金，“可以迎光写作，写正能量的作品而淘金；也可以‘借光’写作，以审美的名誉逃避一些现实的纠缠。而同时，也还有一种写作则是要穿过光明走向黑暗的写作——这种写作，要告诉读者的正是读者看不到的东西，是那扇光明的窗户后面的内在、本质和人心最复杂的一部分”。

阎连科说今天中国现实的复杂性和荒诞性，已经到了任何一个作家都没有能力把握的程度。“中国现实的复杂、荒诞、丰富和深刻，已经远远把作家的想象甩到了后面。生活中的故事，远比文学中的故事传奇、好看得多，也深刻得多，但作家没有能力把握这些，也没有能力想象和虚构这些。作家的想象力和现实的复杂性进入到同一跑道进行赛跑，跑赢的是中国现实，输掉的是中国作家的想象力。即便作家有天大的想象力，都无法超越现实本身，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

阎连科把《炸裂志》的写作看做是他与中国现实变幻的一次思想赛跑，“输的可能是《炸裂志》，但赢的也可能是《炸裂志》，而读者是这场比赛最好的裁判。”但阎连科以为，他都从来没有像这样真切地面对现实，面对着三十几年的历史，从来没有这么明确地在文学中和现实构成如此直接的对话。就凭这一点，无论输赢，他相信读者都一定会对他和《炸裂志》表示宽容和理解。

不过，他也说，输掉归输掉，赛跑归赛跑，坚持走过没有光的胡同，终会有一线光明。这一线光明，就是来自读者的认同。“也许你的写作充满争议，也许你作品所表达的艺术性会让有些人怀疑，但你所表达的那种最质朴的良知和正直，读者是会认同的。我想一个作家写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到最后的同一平台上，更见功夫的不仅是艺术和技术，可能更是正直、良知和最独立的人格”。我在写《四书》之前，家里经常会放些地方志。某一天我就想过要用方志的方式写一部小说，很早以前就有这个念头。问题是哪个故事适合地方志形式。在我看来，寻找一个故事的讲述方式比寻找一个故事要难得多！这部小说构思非常早，七八年前甚至更早，有人就曾经以笑话方式说过，四川、湖南小姑娘都到南方打工去了。这里打工是另外一种意思。当时我就想，这该是多么不可思议的故事。当时我还想过写部小说就叫《姐姐妹妹》，写她们如何在南方工作，她们的村庄如何因此繁荣。现在，当时的那些想法都写进了这部小说。《姐姐妹妹》这样的故事，对有些作家来说已经够了，但对我来说，这是远远不够的。这只能是小说中的一片信息而已，还要无限发展。

       好了！今天就东拉西扯地先讲到这里。现在我已成了咱们学校的客座教授，今后会有更多的机会与同学们共同交流文学创作问题。

       谢谢大家！！

                （郭进拴）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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