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进拴丨戏台上的“苦人”:从勤杂工到《主角》——陈彦笔下的秦腔与灵魂的熬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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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新节
来源:会员中心
郭进拴丨戏台上的“苦人”:从勤杂工到《主角》——陈彦笔下的秦腔与灵魂的熬炼
陈彦的《主角》终究不是一部单纯的“秦腔艺人奋斗史”。它的骨骼里嵌着剧团幕布后的尘土与汗水,血脉里流淌的,是那道从西北高原刮向时代深处的罡风。当我们谈论忆秦娥这个从放羊娃一路攀上“秦腔皇后”宝座的女子时,我们实际上在谈论陈彦本人——那个曾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从勤杂工做起,在道具箱与戏服的褶皱间观察人间百态的写作者。这种“自传性”并非情节的简单对应,而是一种“苦戏”美学的共谋:他们都曾是舞台的边缘人,却用全部生命熬出了主角的光芒。
## 一、配角的宿命与主角的囚笼
《主角》最锋利的刀锋,在于它解构了“主角”这个称谓的神圣光环。忆秦娥的一生像一场漫长的吊嗓:从卑微的“烧火丫头”到台上光芒万丈的“主角”,这个晋升过程看似是个人奋斗的胜利,实则是一次次被命运、被时代、被他人意志推搡着前行的苦役。陈彦毫不留情地撕开了戏曲行业的残酷真相——主角从来不是自己选的,而是被“台柱子”“团长”“时代”选中的。这种“被选中”的焦虑贯穿全书:忆秦娥越是站在舞台中央,越感到孤独与虚无,因为她的光芒建立在无数配角的暗影之上。那些被她替代的胡彩香、龚丽丽,那些在台下默默伴奏的乐师,那些在幕布后拉绳的杂工,构成了一个庞大而沉默的“配角宇宙”。陈彦以剧团勤杂工的视角书写,正是对这一“配角宇宙”最深沉的致敬与悲悯。
作品最动人的悖论在于:忆秦娥终其一生都在逃离“主角”的重负,却始终被艺术的力量拽回舞台。她的身份焦虑,实质上是所有艺术从业者的宿命——当一个人用生命去诠释角色,角色便会反噬生命。她与封潇潇、刘红兵、石怀玉的情感纠葛,本质上都是这种“主角囚笼”的外化:她无法像普通人一样恋爱、生活,因为她属于秦腔,属于那个需要她燃烧自己的舞台。
## 二、秦腔:一个时代的喉嗓
陈彦没有将秦腔写成一种静态的“文化遗产”。在《主角》中,秦腔是活的,是会呼吸的,是随着共和国命运起伏的脉搏。从文革后期的样板戏复兴,到改革开放初期的传统剧目复苏,再到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戏曲团的挣扎,忆秦娥的每一次登台,都踩在时代裂缝的边缘。她演《打焦赞》时的泼辣,演《柜中缘》时的娇羞,演《白蛇传》时的凄美,其实都是在用秦腔的腔调为时代发声。秦腔那种“吼”出来的悲凉与慷慨,恰如其分地对应了西北大地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粗粝与倔强。
陈彦笔下的秦腔艺人不是光鲜的明星,而是被时代洪流裹挟的“苦人”。他们为了练功浑身是伤,为了生存到处走穴,为了艺术忍受孤独。这种“苦戏”美学,根植于秦腔本身的审美特质——秦腔的唱腔从不轻盈,它总是带着砂砾般的刺耳与撕裂感。陈彦将这种质感嫁接到叙事中,让每一个字都像板胡拉出的长音:苍凉、嘹亮、余音不绝。当忆秦娥在四十多岁重新练功,在舞台上跌断腰椎,又爬起来继续唱时,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演员的韧性,更是一个文明在现代化夹缝中顽强的存续。
## 三、戏梦人生的精神锚点
如果说陈彦的勤杂工经历给了他观察戏曲行当的“地上视角”,那么他对“主角”二字的反思,则来自对自我精神史的拷问。从幕后到台前,从无名之辈到茅盾文学奖得主,陈彦与忆秦娥一样,经历了“配角”到“主角”的裂变。《主角》中反复出现一个意象:忆秦娥在化妆镜前,看着镜中那个戴着头面、涂着油彩的陌生女人,问自己:“这是谁?”这种身份的断裂与重新缝合,正是陈彦对“戏梦人生”最深刻的哲学回答——我们终其一生都在扮演各种角色,而真正的主角,是那个在卸妆后还能面对自己的人。
《主角》的厚度,不仅在于它记录了秦腔艺术的兴衰,更在于它书写了所有“人”在时代洪流中的困境。每一个读这部长篇的人,都能在忆秦娥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我们何尝不是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既渴望成为主角,又惧怕主角的重压?我们何尝不是在配角的边缘与主角的中心之间,苦苦寻找一个可以安放灵魂的位置?
当大幕落下,秦腔的余音还在黄土高原上盘旋。陈彦用他的笔,为那些被时代遗忘的“苦人”立传,也为所有在艺术与生活之间挣扎的灵魂,点亮了一盏永不熄灭的灯。这盏灯,不是来自获奖的荣光,而是来自每一个深夜里,勤杂工擦洗舞台时手中那支微弱的蜡烛。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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