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进拴| 澳门卢廉若公园游思

        从罗利老马路拐进去，澳门的喧闹忽然就退远了。赌场的霓虹、车流的喘息、新马路上摩肩接踵的人声，都像被一道薄薄的墙隔在了外面。眼前是一座古色古香的圆形拱门，额上题着“屏山楼”三字，门边翠竹扶疏，鲜花零落有致。我站在门口，竟有一刹那的恍惚：这哪里是岭南的澳门，分明是苏州城里某座旧园的侧影。

卢廉若公园原叫“娱园”。名字起得真好——娱，不是欢娱的喧哗，而是娱情悦性的从容。十九世纪末，富商卢华绍买下这片本是龙田村农田菜地的土地，长子卢廉若请香山人刘吉六按苏州名园格局营构，断断续续，直到1925年才建成。一个广东新会人，在葡萄牙人治下的澳门，执意要造一座苏州园林。这本身就像在异乡的海风里，固执地栽下一株故乡的垂柳。

入园先闻水声。循声而去，假山叠石玲珑错落，一股清泉从山巅跌落，跌成五叠，碎成千万粒珠玉，最后汇入山脚的小池。池水明净如镜，几朵白莲半开半合，成群的非洲鲫鱼悠游其间，倏忽聚散，像一支支游动的墨笔，在水底写着无人能懂的行草。池边垂柳依依，一条九曲桥如弧线般横卧水面，把一汪碧水分出层次来。桥是九曲的，人走在上面，便不得不慢下来；一慢，那些平日里被脚步甩在身后的东西，就都追了上来。

园以“春草堂”为主体。这名字让人想起谢灵运的句子：“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堂前便是那一口池塘，堂后修竹万竿，风过处飒飒有声，像在低声念着谁的诗稿。我坐在水边的石栏上细看这座建筑，越看越觉得有意思：米黄色的外墙、白色线条，是葡萄牙人喜欢的颜色；十二根廊柱却是哥特式的，柱顶雕着白色欧式花纹；而临水的平台栏杆，偏又用上中国人最爱的朱红。三种语言在同一座房子上交谈，居然谈得这样妥帖。我想，这便是澳门了——不是简单的中西拼贴，而是一种彼此听懂了之后的轻声应和。

1912年5月，孙中山先生应园主之邀下榻春草堂，在此接见澳门中葡人士和革命党人。那时园中花木正盛，一个风尘仆仆的革命者，在这岭南的江南园林里小住，推窗便是竹林假山、红荷飞瀑。他会不会也在九曲桥上散过步？会不会也在这朱红栏杆前，想过一个古老民族踉跄转身的艰难？历史没有记下这些细节，只留下“春草堂”三个字，像一枚温润的印章，盖在时光的信笺上。

沿石径徐行，过碧香亭，又过挹翠亭。亭柱上的楹联斑驳可辨：“碧水丹山曲桥垂柳；香风醉月词馆诗人。”另一处写着：“奇石尽含千古秀；异花长占四时春。”这些句子并不深奥，却正合园林的心意——不必说尽，只把水、山、桥、柳、月、石一一摆在你面前，让你自己去看、去嗅、去醉。中国园林从来不是给人看的风景，而是请人住进去的诗。

梅亭旁是百步廊。廊不长，百步而已，却弯弯折折，廊外植着许多叫不出名字的珍稀植物。几个老人坐在廊下摇扇、下棋，也有练太极的，动作慢得像水波在风里漾开。一个园子，从私家园林变成公园，从富商的娱园变成市民的寻常去处，这是另一种命运。当年卢氏父子大约想不到，他们精心营构的江南梦，最终会向全城敞开，让卖鱼阿婆、放学学童、晨练老人，都在九曲桥上来来往往。这或许比“娱园”的原意更好——私家的风雅终究会旧，而众人的流连，才让一座园子真正活过来。

在挹翠亭边看盆景，千姿百态，苍劲者如老僧入定，清瘦者如高士凭栏。一株小小的松，被养在尺许的盆中，却仍作凌云之势。我忽然想起卢廉若其人。他生于新会乡间，十七岁补弟子员，办义学、倡普仁堂，后来继承父业，经营赌业烟业，成为巨富；又创办孔教学校，资助镜湖医院，支持孙中山革命。他既得了清廷的一品顶戴，又得了葡国政府的勋章；既在澳门码头边算着生意的账，又在春草堂前种着故园的竹。这样一个人，大约是懂得盆景之道的——在逼仄的盆盎里，养出一片山川。

日影西斜时，我又回到九曲桥头。夕阳把米黄色的春草堂染成金红，池水里浮着碎金子似的光。风从竹林那边吹来，带着水汽和荷叶的清气。这一刻，我忽然分不清自己是在岭南还是江南，在一百年前还是此刻。园林的好处，也许正在于此：它把空间折叠，也把时间收藏。你在桥上走，桥下的鱼在游，池中的莲在开，而一百多年前种竹子的那双手、写楹联的那管笔、下榻春草堂的那个身影，都还在风里，若有若无地，与今天的你擦肩而过。

出园时天色将暮，澳门的灯火已经次第亮起来，远处葡京的轮廓金碧辉煌。我回头望一眼那座“屏山楼”的拱门，觉得它像一道安静的界线：门里是故国的山水与旧梦，门外是奔流不息的现世。而一个城市能在这两者之间，为一座园子留一席之地，让匆忙的人进去走走、坐坐、想想，便算是有了一处安放乡愁与从容的地方。

卢廉若公园不收门票，从清晨六时开到午夜。我想，改天再来，要在春草堂前坐得久一些，听一听那五叠瀑布，是怎样把一百年的光阴，一层一层地跌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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