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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进拴|情至深处文自工——韩愈《柳子厚墓志铭》鉴赏

浏览:1427   作者:赵新节   来源:会员中心
2026-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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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进拴|情至深处文自工——韩愈《柳子厚墓志铭》鉴赏
一、题解与背景:一篇“破体”的墓志铭
墓志铭,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应用文体,其功能在于记述逝者生平、颂扬其德行,并镌刻于石上,随葬于墓中。传统墓志铭的写法,多遵循固定的程式:先叙世系、次述生平、再铭功德,措辞多为谀墓之辞,四平八稳,鲜有真情流露。然而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却彻底打破了这一窠臼。它既是墓志铭,又是一篇情真意切的悼文;既是人物传记,又是一篇议论精辟的文学评论;既是友情的见证,又是韩愈本人文学主张与人生感慨的集中抒发。
柳宗元(字子厚)与韩愈,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世称“韩柳”。二人虽在哲学观念、政治立场上时有分歧,却彼此推重,交谊深厚。柳宗元于元和十四年(819年)病逝于柳州任上,年仅四十七岁。韩愈闻讯,悲痛不已,于次年写下这篇墓志铭。此时韩愈自身亦历经宦海浮沉,对人生际遇、世态炎凉有着深刻的体悟,因此这篇墓志铭中,处处渗透着他个人的情感投射与生命感慨。
二、结构之妙:以情驭事,以议补叙
《柳子厚墓志铭》全文不过千余字,却涵盖了柳宗元的家世、生平、政绩、文学成就、友情交往及身后之事,内容极为丰富。韩愈并未按时间顺序平铺直叙,而是以情感为线索,以关键事件为节点,将叙事、议论、抒情三者熔于一炉,形成了一种跌宕起伏、张弛有度的节奏。
第一段:家世与早年才华。 开篇简述柳氏世系,但仅寥寥数语,便迅速转入柳宗元早年的卓越才华:“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韩愈以极简的笔墨,勾勒出一个意气风发、才华横溢的青年才俊形象。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未一味褒扬,而是紧接着指出柳宗元“不自贵重顾藉”,为其后的人生悲剧埋下伏笔。这种“先扬后抑”的笔法,既符合史传的客观性,又暗含了韩愈对友人命运的深沉叹惋。
第二段:仕途起伏与贬谪经历。 韩愈以“贞元十九年”为转折点,叙述柳宗元因参与王叔文集团的政治改革而遭贬黜的经过。此处用笔极为克制,仅以“众谓宜有”四字暗示其政治才能,又以“例出为刺史”“又例贬永州司马”等语,轻描淡写地带过那段沉重的历史。这种含蓄的写法,既避免了直接触及敏感的政治话题,又通过“例”字的反复使用,暗示了柳宗元所受的不公待遇。韩愈的愤怒与不平,尽在平淡的叙述之下暗流涌动。
第三段:柳州政绩与“以柳易播”的深情。 这是全文的核心段落,也是情感最为浓烈之处。韩愈先写柳宗元在柳州的政绩——“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展现其作为地方官的实干才能。随后笔锋一转,引出那个流传千古的动人故事:柳宗元得知刘禹锡将被贬至更偏远的播州,因念及刘母年迈,竟主动上书请求以柳州与播州互换。韩愈在此处插入了一段长篇议论:

“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这段议论,将柳宗元的高尚品格与世俗之人的薄情寡义形成鲜明对比,笔锋犀利,情感激愤,堪称全文的“文眼”。韩愈借友人之事,痛斥世态炎凉,既是替柳宗元鸣不平,也是对自己一生坎坷遭遇的深沉感慨。这种“以议代叙”的手法,使墓志铭超越了单纯的传记功能,升华为一篇具有普遍人性批判意义的警世之作。
第四段:文学成就与“穷而后工”的命题。 韩愈指出,柳宗元之所以能取得卓越的文学成就,恰恰是因为长期贬谪的苦难经历:“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这一论断,后来被概括为“诗穷而后工”的著名命题,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观点。韩愈在此处,既是对友人文学成就的肯定,也是对命运残酷与艺术创造之间辩证关系的深刻洞察。
第五段:身后之事与临终托孤。 韩愈以极为简省的笔墨,交代了柳宗元的子女、归葬及友人裴行立等人为其料理后事的经过。其中“子厚有子男二人……女子二人,皆幼”的叙述,读来令人心酸。而“葬子厚于万年之墓者,舅弟卢遵”一句,更以平淡的语气,写出了一种深沉的苍凉。韩愈并未刻意煽情,但正是这种克制的叙述,反而更显情感的厚重。
三、情感之真:知己之痛与人生之叹
韩愈与柳宗元,既是文学上的同道,又是人生中的知己。柳宗元去世时,韩愈正在袁州刺史任上,未能亲临吊唁。这篇墓志铭,既是韩愈对亡友的深情告慰,也是他对自己人生际遇的一次深刻反思。
文中最为动人的,莫过于“以柳易播”一段。韩愈不仅详细叙述了柳宗元的高义之举,更借此抒发了自己对友情、对人性、对世态的复杂感受。那句“士穷乃见节义”,既是赞美柳宗元在困境中依然坚守道义的高贵品格,也是对世间那些“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的虚伪友情的无情揭露。韩愈一生刚直不阿,屡遭贬斥,对人情冷暖有着切肤之痛。他借柳宗元之事,将这种积郁已久的愤懑一吐为快,使文章具有了超越个人悼念的普遍意义。
此外,文中对柳宗元“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的感慨,也暗含着韩愈自身的命运共鸣。柳宗元怀才不遇,韩愈何尝不是?柳宗元英年早逝,韩愈亦已垂垂老矣。这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生命体验,使得韩愈笔下的柳宗元,不仅是历史中的一个具体人物,更成为一代士人共同命运的缩影。
四、语言之美:雄健与苍凉并存
韩愈是古文运动的主将,主张“文以载道”,反对六朝以来的骈俪文风。《柳子厚墓志铭》正是其古文理论的完美实践。全文以散体行文,句式长短错落,节奏变化自如,既有“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的简洁有力,又有“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的绵密铺陈,更有“呜呼!士穷乃见节义”的苍凉咏叹。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韩愈在文中巧妙地运用了对比手法。柳宗元的“以柳易播”与世俗之人的“落井下石”形成对比;柳宗元生前的困顿与死后的声名形成对比;柳宗元在柳州的政绩与其在朝廷的失意形成对比。这些对比,不仅强化了文章的感染力,也深化了主题的层次感。
韩愈的语言,既有阳刚之美,又有阴柔之致。当他议论世态时,笔锋如刀,犀利无比;当他叙述友情时,又柔情似水,低回婉转。这种刚柔并济的语言风格,正是韩愈散文的独特魅力所在。
五、思想之深:士人精神的永恒叩问
《柳子厚墓志铭》之所以能穿越千年而依然打动人心,不仅因为其文学成就,更因为它触及了一个永恒的主题:在困境中,人应该如何自处?
柳宗元用他的一生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虽遭贬黜,却未沉沦;虽身处蛮荒,却心系百姓;虽命运多舛,却始终保持着对道义的坚守。韩愈在文中,不仅记录了柳宗元的事迹,更通过对这些事迹的解读,为后世树立了一个士人的精神标杆。
“士穷乃见节义”——这五个字,既是韩愈对柳宗元的最高评价,也是他对所有读书人的殷切期许。在利益面前,在困境之中,在无人知晓的角落,一个人能否依然坚守内心的道义与良知?这是《柳子厚墓志铭》留给后人的永恒叩问。
六、文学史坐标:墓志铭的巅峰之作
在《古文观止》所收录的历代墓志铭中,《柳子厚墓志铭》无疑是最为杰出的一篇。它打破了墓志铭固有的程式,将传记、议论、抒情完美融合,使这一应用文体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文学光彩。明代茅坤评此文为“墓志铭中第一”,清代沈德潜亦赞其“语语从肺腑流出”,可谓定评。
韩愈之后,墓志铭的写作逐渐摆脱了谀墓之风的束缚,开始注重真情实感与文学性表达。这一转变,正是从《柳子厚墓志铭》开始的。它不仅是一篇悼念友人的文章,更是一部关于友情、关于命运、关于士人精神的永恒启示录。

结语: 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的结尾写道:“子厚有知,其听之也。”——这是对亡友的告慰,也是对自己的宽解。千年之后,当我们重读这篇文字,依然能感受到韩愈笔端那份沉甸甸的情感。它让我们相信,真正的文学,从来不是技巧的炫耀,而是生命的书写。柳宗元的一生是悲剧的,但他有幸遇到了韩愈这样一个懂得他的人。而韩愈的这篇墓志铭,也让柳宗元的悲剧,升华为一种永恒的美学。这或许就是文学的力量——它不能让逝者复生,却能让逝者的精神,在文字中获得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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